然而，漫湾建设并非一帆风顺。1986年7月下旬，天空仿佛被捅破一般，暴雨袭向漫湾，久久不肯离去，降水量显示的数据将旧记录不断刷新，工地房屋倒塌，至当月31日，漫湾交通完全中断，5000余名建设者被困，漫湾告急。

当天凌晨，岳世华向省政府汇报灾情，电话经临沧、保山、下关三地辗转至夜间两点才传至昆明。第二天一早，来自漫湾工地的紧急报告摆在时任省长和志强办公桌上，一场关于漫湾险情的救灾会议紧张召开。在多个部门和当地人民的努力下，5000余人终于被成功救出。

一波刚平一波又起，1987年，漫湾被再次推到风口浪尖，洪水再次泛滥，左边山上导流洞坍塌十来万方。为保大江截流，省长和志强召开动员大会，现场办公解决问题。国家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亲往漫湾工地，与省领导联合召开现场办公会。资金、物资、气象服务、现场综合治安管理等所有事项负责人全部现场协调。和志强鼓励大家：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，为保大江截流争作贡献。在各方支持下，水电职工们凭着顽强拼搏的精神，硬是夺回了被耽误的3个月工期。

1987年12月19日晚，许多人激动得难以入眠，重大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，次日上午6点10分，漫湾水电站截流成功。

“正是凭着敢想敢干的精神，我们才能在非常困难的时期，不等不靠，在全国率先由部省共同投资建设百万千瓦级的漫湾水电站。它是当时全国仅次于葛洲坝的第二大水电站。”普朝柱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。从主体工程开工到截流，仅用了19个月，创造了中国百万千瓦级水电建设新水平。1997年底，水电部部长史大桢视察漫湾时感慨地说：“想不到，在云南边疆还创造出这样先进的管理模式，对云南我刮目相看了!”

1993年6月30日，漫湾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。漫湾电站装机容量占整个云南电网系统容量三分之一，极大地缓解了云南电力的紧张局面，对促进云南经济的腾飞和边疆繁荣稳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，开启了兴滇富民时代，并促进“西电东送”和“云电外送”格局的形成。

云电东送

谢昆生永远忘不了1993年8月3日，这一天，漫湾第一度电通过高压输电线路直达广东，云电东送迈出历史性的一步，然而这在此前曾引起广泛争论。

正当漫湾筹建时，昆明勘测设计院与云南省电力局就有人提出“云电东送”的想法。“当时我在昆明勘测设计院工作，对‘云电东送’这个事，院里争论相当激烈。”云南省经委能源处处长张春红回忆。谢昆生也表示，在电力局，也有一部分人不支持这种做法。

“云南东部是煤、西部是水，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宝贝，一定要用好，水力电能不能储存，只要漫湾150万千瓦全面投产，汛期来临，云南电力肯定富余，云电东送是一条不错的路。”谢昆生说，这代表了“云电东送”支持者的观点。

反对者则认为，云南电力相当紧张，应该先满足本省工农业发展需要。开发澜沧江，可大力发展一大批高耗能工业，加快矿产资源开发，发展有色金属、黄磷、盐化工等工业。

“云南工业基础薄弱，又限于经济基础、技术水平、交通条件等因素，在短期内大量发展大耗电工业，在速度上、规模上会受到制约，要想加速云南电力发展，应该考虑电力外输。”时任昆明勘测设计院院长段荣国撰文反驳道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争论平衡木向“云电东送”倾斜。国家在“七五”计划中这样写道：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、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，使它们互相支持，互相促进。而中国能源研究会在《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》中指出：水电丰富的西南、中南和西北地区，应尽可能多建水电站，除满足本地需要外，逐步进行西电东送。

牵手广东

1988年，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总经理姚振炎牵头，与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、广东省副省长匡吉一起来到云南，希望滇粤双方能形成合作。当时，广东制造业集群正在形成，用电时常捉襟见肘。此时，云南省开发澜沧江的步伐正在全面推进，大朝山、小湾、糯扎渡、景洪4座共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正在有序规划中，但四大电站涉及资金几百亿，单凭云南财力根本无力承担。

对于澜沧江开发，匡吉表现出浓厚兴趣，四方领导就“云电东送”签订意向协议：广东愿意联合云南、国家能源投资公司用20年到25年时间完成四大梯级电站的开发，作为向广东输电的后续能源基地。“但事实上，双方对于这个协议并不感到踏实。”谢昆生说，广东担心云南在电力紧张时不按协议送电，而云南则担心广东投资云南水电建设诚意不足。

1991年4月，合作终于有了实质性成果。在当时云南省省委书记普朝柱、副省长李树基邀请下，陆佑楣、姚振炎、匡吉再次来到云南，他们顺澜沧江中下游，考察小湾等电站造址，历时8天最后到达景洪。至今被谢昆生珍藏的那张相片，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定格：四方领导为《关于合资开发云南澜沧江中下游梯级电站的原则协议》和《关于云南向广东输送季节性电能的协议》的诞生兴奋得互相碰杯。协议明确，广东省出资60%，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出资30%，云南省出10%，共同开发小湾电站;以同样的合资方式，三方共同开发糯扎渡电站;对于大朝山电站建设，广东省也以一定比例进行投资;此外，广东省出资60%、国家能源投资公司与云南省各出20%合资建曲靖火电厂。另一方面，自1993年到2012年，云南向广东输送季节性电能，并从电量、电价、供电方案、线网投资等各个方面作详细规定。参与起草这两份重要协议的谢昆生说：“这是部、省联合办电后又一种新的联合办电形式，显而易见，协议对粤滇双方意义重大。没有漫湾就没有云电东送，没有云电东送就没有云南电力如今的繁荣局面。”谢昆生说。

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，云南代表们让不少人感动了。为了让电站尽快上马，普朝柱和人大代表联名提交提案“请将漫湾水电站列为‘七五’国家重点建设计划案”。在会上普朝柱正式提出：云南拿出3个亿与水电部合建漫湾。话音未落，四座皆惊，地方出钱参与国家项目，这是从未有的事。

提案终于有了回音。不久，云南省政府办公室接到水电部正式答复文：“漫湾水电站是云南省开发条件优越、前期工作比较落实的水电站。目前，国家‘七五’计划正在编制中，漫湾水电站将根据云南有色金属、磷矿等开发的用电需要和国家投资的可能统筹考虑。”没有完全肯定，答复相当委婉，事情好像有点扑朔迷离。

1984年8月2日晚，岳世华家中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：“我是普朝柱，水电部要求派人去北京商谈漫湾合资建设的事，你去吧!”捏着话筒，时任云南省电力局局长的岳世华感到又惊又喜又紧张。

3天后，普朝柱将全省计划、经济、建设、交通、电力、物资等部门主管全部叫到五华山，一场围绕漫湾项目的讨论热烈展开。

“3亿，云南到底拿不拿得出来。”岳世华首先发问。

“这两年收支相抵，每年还要吃国家补贴几个亿，钱肯定一次拿不出来。但是，我省每年可获得8000多万能源建设基金，就把这笔钱投到电站上怎样?”省计委主任钟其庆说。

“每年筹8000万，3年也才2.4亿，差的怎么办?”普朝柱问。

财政厅厅长赵华拍拍胸脯大声道：“剩下的6000万，我再难也拿了。”末了还幽默一句：“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。”大家都笑了。

“那架设电线所需的1万吨钢材怎么落实?”普朝柱又问。

话音刚落，物资局的负责人说：“保证按规格供给。”相当干脆。木材、水泥、运输、征地移民等一系列围绕漫湾水电站的重要问题纷纷有了着落，省政府所有相关部门倾其全力，支持建漫湾。

讨论结果很快形成会议纪要迅速呈报国务院、国家计委及国家经委的相关负责人。一项重大使命落在岳世华肩上：带着纪要去北京，找水电部、国家民委、财政部、化工部、有色金属总公司、水电建设总局等。

8月，北京正值酷暑，已年过六旬的岳世华不敢有丝毫松懈，整整11天，把中央相关部委所有负责人都找了个遍。所有努力没有付之东流，这个项目终于在当年12月挤进国家“七五”重点建设工程。

全面实行招投标

项目获批，漫湾建设迅速展开。此时鲁布革水电站正在建设中，其试行的新管理方式已显现出巨大能量，漫湾水电站工程管理局自组建之日起，就开始借鉴鲁布革经验，在电站所有工程中全面实行招投标。

为落实责任，云南省电力局作为项目业主，与水利电力部和云南省签订投资包干合同，负责电站建设的贷款、还款以及生产运行;为了加强对合资建设的领导，成立了由云南、水利电力部领导为首的工程建设领导小组;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，成立漫湾水电站工程管理局，时任省电力局副局长贺恭任管理局局长。

漫湾水电站工程规模巨大，部、省两级领导对它寄予厚望，把第一台机组的发电时间由原计划的1992年提前至1991年。工期提前了，施工任务也加重了，若整个工程作为一个总标，招标难以形成竞争，难以实现提前发电的工程进度。为此，工程管理局灵活采用分项招标的方式，引进更多施工队竞争，通过竞争来保证工程质量与进度，降低工程造价，缩短工期。于是在漫湾宽广的施工战线上，出现了多个施工单位进点作业的热烈场面。

由于实现分标承包，工程管理局与施工、设备物质制造、设计单位、地方政府、监理单位分别通过合同契约签订相应的经济合同，建立良好的横向关系，全面实施合同制管理。

通过分包招标，在施工初期立刻显现出良好的效率，但在合同执行后，怎样管理合同，以确保电站建设进度、质量、投资控制?工程管理局有人提出引入社会监理单位，以第三方管理合同，让业主与承包方摆脱琐碎的合同事务纠纷，集中精力搞好建设。

“在中国，这行不通，现在刚刚搞改革，社会上还没有独立的监理单位。”有人立刻提出异议。

“干脆管理局来管合同算了，省事。”有人说。

“我看这样，可以在管理局中成立监理工程师处，这个处只能留小部分管理局的人，向外聘请大量专业技术管理人员。在行政上，隶属于工程管理局，从业务上，独立行使职权，经济独立核算，这样既保证监理质量，又保证公正性。”工程管理局一位领导提出。

新创的建设监理制，很快得到上级批准，漫湾水电站也被列入建设部、能源部工程建设监理的试点单位之一。

为解决移民难题，漫湾筹建期间，完全改变由建设单位负责移民的传统工作方式，省政府专门成立省支援漫湾建设办公室，包干所有移民工作。同时，电站所在地州州长成为移民专员，相关县也成立援漫办，由副县长坐镇指挥，在全省各级政府协力下，移民工作第一次超过工程建设进度。经过7个月的准备，征地、移民、电线架设、通电、通路等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。1986年5月1日，漫湾工地锣鼓喧天，导流隧洞和泄洪洞作为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。“预示着万古奔流的澜沧江将被拦腰斩断。”在岳世华的回忆录中记录着这样的文字，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从投资到筹备到建设，漫湾创造了全新的体制，被业界称为“漫湾模式”，它第一次实行部省合资办电，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大型水电工程依赖国家投资的单一格局，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，探索出地方政府包干负责征地、移民的新办法，广受中央与社会认可，漫湾被誉为“八五”计划期间中国水电建设的“五朵金花”之一。

已退休的云南电力局原副局长谢昆生抽出两大本像册，他边翻动像册边说：这里面藏着云南电力不少故事。1982年，滇中遭遇百年大旱，供电两大主力以礼河、西洱河电站急电频传：水位偏枯、蓄水不足!直接导致两大电站比平时少发电7.9亿度，此时云南工农业百废待兴，用电量增长7%。云南人要过上好日子，不能被电力封路，要建漫湾水电站。

要翻番建漫湾

就在这一年，在国家提出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，电力建设被放在鲜明位置，而云南也提出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。谢昆生回忆，为此，云南电力局提出了这样的目标：到20世纪末，云南年发电量由1980年的52.9亿千瓦时增加到244亿千瓦时。老局长岳世华召开动员大会：要翻番建漫湾。早在1957年，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的普查组就发现漫湾确是修电站的好地方。1979年，百万千瓦装机容量的漫湾水电站初步设计图已经绘成。

当时水电建设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，所有大中型水电工程都依赖国家拨款，资金相当短缺，只有挤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，漫湾电站才能早日获批开工。由于国家资金迟迟不能到位，漫湾未能立项。

鼎力上漫湾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全省上下关心的大事。1983年夏天，普朝柱刚任云南省省长不久，赶紧前往北京专门就漫湾向中央相关部门反映情况，他认为云南过去在电力决策方面搞得过散。“云南电力还是要集中搞澜沧江梯级电站，首先是搞漫湾水电站。”在回忆录里他写道。

普朝柱找到国家计委要求支持上漫湾项目，然而计委领导反问：你们云南有多少大工业，修150万千瓦的大电站有没有必要?对方甚至下此结论：由于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，资金紧张，投资顾不过来，你们的项目肯定排不上队了。

修电站谈不成，但普朝柱没有立刻回去，他又找到国家有色金属总公司和化工部，想向中央推介云南丰富的资源，希望有色金属总公司与化工部支持云南开发资源，搞几个大一点的冶炼项目以及化工项目。尽管普朝柱汇报得相当详细，中央部委领导也相当认可云南的资源优势，但上这些项目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：不管是冶炼行业还是化工行业全是“电老虎”，但云南年发电量不足60亿度，连基本的生活供电都成问题。于是，开发资源一事谈吹了。

建电站没有大工业，搞大工业又没有电，怎么办?云南发展之路似乎就此堵住。普朝柱的北京之行尽管没有给漫湾立项带来实质性进展，但给云南省电力行业专家提出了另一种思路。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建议磷电结合，为此他们专门展开相关论证：云南不仅是水资源大省，也是磷矿储备大省，探明储量13亿吨，其中富矿达3亿吨，远景储量过百亿吨。若能在建漫湾的同时搞黄磷开发，将相得益彰。这一提法很快被省政府采纳，并得到国家计委原副主任林华支持。

但是国家资金如此紧张，项目迟迟排不上队怎么办?在一次北京开会期间，普朝柱专程找到水电部部长钱正英，她早就在关注此事。在大河谷中建大电站，搬迁少、占地少、投资少，钱正英预期：它将是全国百万千瓦大电站中投资最少、效益最好的，技术上没有太复杂的难题，该修!但电站初步预算最少要10亿元，国家拿不出钱来怎么办?钱正英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部里和云南省共同拿钱，电站修好后按投资额分享效益，如果总投资要10亿，部里出7亿，云南省看能不能拿出3亿。部省合资，是条新路。普朝柱一口答应下来。钱正英仍有顾虑：“你们这个穷省要拿3个亿，拿不拿得出来?”“咱们云南人老实，说话算数，就是卖掉裤子我们也要把电站修起来。”普朝柱保证道，“你只管放心，部里暂时拿不出钱也不怕，先用省里的，后用你们的。”